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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猎杀唯品会?

扬州新闻网

2017-09-20 04:30:07

【红管家】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4月5日下午,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这距离2015年4月9日郭伯雄因涉嫌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的时间将近一年。2015年7月30日,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郭伯雄从接受组织调查到提起公诉的时间,比另一位与他地位相当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长了将近4个多月。这多出来的时间主要在军事检察院对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过程中。徐才厚用了将近4个月时间,而郭伯雄用了8个多月。侦查过程主要内容是什么?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在就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中表示,“侦查中,军事检察院以对法律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依法开展侦查工作,依法查扣涉案款物,询问相关证人,广泛调查取证,获取了大量证据;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郭伯雄,其对涉嫌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同年6月30日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同年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不过,两人将要面临的结局不同。2015年3月15日,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不起诉,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而接下来郭伯雄将将接受法律的裁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军事检察院公诉部门将依法进行审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此外,郭伯雄和徐才厚案的另一个差别在于,罪名不同。“军事检察院依法查明,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或调整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而在徐才厚的案件中,“军事检察院侦查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郭伯雄的案件中少了 “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这意味着郭伯雄案涉及到买官卖官,而徐才厚谋利的范围明显更大,比如工程承包,后勤项目。与徐才厚案件相同的是,军事检察机关明确,“ 郭伯雄家人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依法处理,绝不姑息。“2015年2月,郭伯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2016年4月5日,官方发表的评论称, 郭伯雄和徐才厚把党纪军规当儿戏,许多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擅作主张,把个人“私货”掺进组织决定,插手下级职权范围内事务。他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把手中权力当作聚敛钱财、收买人心的工具,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他们身居高位不思作为,未尽练兵备战、建设改革之责,反而滋生助长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2016年3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出席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时表示,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响。,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4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3个议题可用3大“+”概括,分别是:标准“+”、流通“+”、医改“+”。改革的策略和路径体现在加号中,决心也体现在加号中,当然最后的效果还是体现在加号中。当天会议决定实施《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产业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虽不完备,但体现了标准的重要性: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事实上,国际标准9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占比仅1%。李克强总理一语中的: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提供产品和服务标准是关键。可见,制造强国须标准引领,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必须有高标准支撑。而现实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处在中低端,相应的标准也相对滞后。总理力倡“工匠精神”。某种程度上,高标准可视为这种内在和主观精神的外在显现和客观对应。工匠精神经过标准化的具象和监督,更能有效地落实为制造业质量的提升。标准“+”带动质量“+”,如此才能重塑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任,方有信心“+”。这一逻辑链条体现了本周常务会第一个“+”的完整含义。本次常务会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流通体现在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但背后大有文章。李克强即从“大历史”视野予以阐释:产业革命和流通革命 可谓是一对孪生姐妹。翻看历史,17世纪以来,法国最早出现了百货商店,极大地带动了流通业革命,并与工业革命相生相伴;19世纪以后,美国出现大批连锁店,带动了新的流通业革命;当下“互联网+物流”,可谓又一次流通业革命。中国在电子商务上并不落后,因此完全可以抢占此次流通革命的先机。依托互联网的流通“加法”怎么做?李克强指出了路径。一要突破信息基础设施和冷链运输滞后等“硬瓶颈”,这体现了积极的“物联网思维”。二要破除营商环境“软制约”,这突出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理念。三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这充分顺应了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的需求。总理在会上强调,中国13亿人,大就大在市场需求,但只有流通搞活了,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活力。由此,本周常务会第二个“+”的完整含义体现为:流通“+”带动活力“+”,方有市场“+”。会议还确定了2016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比2010年提高1岁,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毋庸讳言,“医”仍是老百姓最大的焦虑之一,也是痛点之一,医改还须“+”。李克强在会上明言:“医改确实要采取硬措施,到了深水区该攻的时候了!”此次确定的年度重点可谓都是“硬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分级诊疗试点地市达70%,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新增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年内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全面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推行“两票制”;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制度。当然还有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明确回答过的,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医改“+”重点在于硬招“+”,方能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实现红利“+”。此为本周常务会第三个“+”的完整含义。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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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互通大电网是怎样建成的? 文章导读: 本文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为《中国经济周刊》独家撰写的记录文章。文中详尽记录了我国电网从独立、分散、多头、弱小如何逐步建成全国互联、互通、互供的统一大电网的艰辛过程。 编者按: 本文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为《中国经济周刊》独家撰写的记录文章。文中详尽记录了我国电网从独立、分散、多头、弱小如何逐步建成全国互联、互通、互供的统一大电网的艰辛过程。其间经历了哪些困难?又留下了哪些遗憾?文中首次披露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网联通过程中的决策、争议和探索,包括了新疆、西藏、海南乃至港澳的互联互通过程,对与台湾的互联也有展望,是一份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史料。 作者从1999年担任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能源、交通、工业多项工作,有许多内容是亲身经历,他在工作中一直倡导推动我国电网的互联、互通、互供工作。“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建设能源互联网,文中提到的经验、争议可作为有益的借鉴。 从落后、弱小、破碎的“烂摊子”上起步 1949年解放时,全国的装机容量只有185万千瓦,仅相当于现在的两台机组。改革开放前,330千伏已是电网的最高电压等级;如今,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的±800千伏直流输电和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 新中国的电力事业是从旧中国的落后、弱小、破碎的“烂摊子”上起步的。 1949年解放时,全国的装机容量只有185万千瓦,相当于现在的两台机组。2015年全国装机容量达到15.0673亿千瓦(未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陕西地方电力公司供电区域),是1949年的814倍。1949年全国发电量49亿千瓦时,2015年发电量达到5.55万亿千瓦时,约是1949年的1290倍。 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电力发展目标是装机容量205万千瓦,发电量到期末的1957年达到159亿千瓦时。这目标也是只相当于今天两台机组的水平。1952年我国建设的第一台高温高压热电机组是黑龙江富拉尔基热电厂,单机容量只有2.5万千瓦,设备由苏联援助。 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电网的最高电压等级是1972年6月6日建成投产的西北电网龙羊峡-天水-关中的33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其余都是220(110)千伏以下的电网。 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220千伏输电线路是丰满-虎石台-李石寨线路,1954年1月27日建成投产,丰满水电站开始向鞍钢供电。 经过一个甲子,几代人坚持不懈奋斗、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国互联互通的电网,拥有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的±800千伏直流输电和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并且迄今没有发生过像美东、欧洲电网曾发生过的大面积停电事故。 2015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5.06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单机100万千瓦以上的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中国的电力事业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80年,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电力大国,这是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骄人业绩,也是中国电力战线上广大职工一代代努力的结果。还特别应该记住李鹏、黄毅诚、曾培炎、姚振炎、史大桢等能源、电力的老一代领导及林宗棠、陆燕逊、孙昌基等电力设备领域的领导同志对我国电力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力技术上了新台阶 在国家外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每一项引进技术的用汇指标都要审批;从变压器、高压开关、避雷器、充油电缆到绝缘器材、电缆接头,与输变电有关的设备制造技术都引进过。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电力技术和装备,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差距。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发电装备和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的电力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国家计委工作,在机械电子局负责机械领域的技术引进工作,经手了几乎所有的电力装备的技术引进。我的前任是方万柏同志,机械电子局局长是唐自元同志,他是朱 基总理的湖南老乡,也是和朱 基总理同时代在国家计委机械电子局工作的同事。我有机会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和国产化工作。 那个时候国家外汇十分短缺,因此每一项引进技术的用汇指标都要经过审批。全部引进技术的外汇指标都集中到国家计委外资司管理,当时外资司负责技术引进外汇的是谢仰安。引进技术的申报和执行都是由电力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负责,国家计委负责最后审批。 在这一时期,从变压器、高压开关、避雷器、充油电缆到绝缘器材、电缆接头,与输变电有关的设备制造技术都引进过。 1981年通过全套购买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我国建成了第一条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从河南平顶山到湖北武昌,以解决武汉钢铁厂一米七轧机的电力稳定问题。 1984年建成了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的元锦辽海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从元宝山电厂经锦州、辽阳到达海城。这条线路所使用的设备几乎都是我国用引进技术第一批自行生产的装备,因此充油电缆漏油、变压器漏油等质量问题不断。当时平顶山高压开关厂用引进技术生产的六氟化硫断路器还发生过爆炸。 1989年,中国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 葛洲坝至上海的葛沪直流建成投入使用。这条线路的装备和技术都是全套购买自BBC公司的产品,后来BBC公司与阿西亚公司合并,就是现在的ABB公司。我国±500千伏和后来的±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电力行业中还有一项重大的技术引进项目,是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30万、60万千瓦发电机组。此前我国自行生产的发电设备最大是12.5万千瓦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和20万千瓦发电机。“文革”期间,国家也安排了东方电力设备公司等攻关30万千瓦发电设备,但还没有生产出来。从西屋公司引进的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发电机组为我国发电装备的升级换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起美国的西屋公司,这是一家对中国电力装备提供过重要技术的公司,当然这家公司现在自身已逐渐衰落。在全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就派出了200多人到美国西屋公司实习,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我国电力装备行业和电力行业的骨干。这在江泽民同志倡导编写的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中有介绍。改革开放后,我国又从西屋公司引进了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发电装备技术。第一个依托工程是山东石横30万千瓦电厂和安徽平圩60万千瓦电厂。这项技术的引进使我国的发电设备制造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AP1000三代核电技术也是从西屋公司引进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实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装备的国产化,国务院设立国务院重大装备办公室,设在国家经委,由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棠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林宗棠同志是当年在一机部沈鸿副部长领导下,上海重机厂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师,他后来当了第一任航空航天部部长。据说最初国务院重大装备办公室是要设在国家计委的,由于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的推辞,建议设在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作为组成成员单位参加工作。我就是以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国务院重大装备办的工作。江泽民、李鹏同志等当时都是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成员。在最初确定的12大成套装备中涉及电力装备的有葛洲坝到上海的±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500千伏交流输变电设备,秦山核电站设备,三峡工程设备和30万千瓦、60万千瓦发电设备。 分步走,构建全国互联互通互供的统一大电网 1999年前,我国电网仍是各区域电网互不相连状态,各管各的。此后陆续完成了东北电网与华北电网、华中电网与西北电网等的互联互通,乃至完成了海南岛与大陆的联网、大陆向港澳的供电。 到了1999年,我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科技等方面的工作,那时我国已经形成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南方联营公司电网,但是山东、福建、四川(含重庆)、海南和新疆、西藏自治区都是和周边省区互不相连的独立电网。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南方联营公司电网以及川渝电网也都互不相连。20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电网系统有11个。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和西藏自治区,区内又分为若干个小的地方电网。如西藏自治区最初只有拉萨和日喀则相连的藏中电网,林芝、昌都、阿里都是独立的小电网。在新疆,有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电网和库尔勒为中心的南疆电网,奎屯以西的伊犁地区的电网互不相连,一个区内存在若干个独立的小电网。那时候远未形成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各个电网自己管自己的事。 再进一步细看,全国还有那么多的小水电县,归水利部门管。有一年黑龙江有一个军工企业发生群体性事件,朱 基总理带队去黑龙江处理,我也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随团前往。在黑龙江省汇报中特别提到了林区的困难,我才知道林区的电网电力部门不管,由林业部门管理,也是一个独立的电网,后来林业困难了,无钱对林业电网改造和发展。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随回良玉副总理到前线指挥部工作,恢复电力基础设施,才知道阿坝州的电网叫牧业电网,由农业部门管,也不归电力公司管。 最近这两年在争论特高压问题时,反对特高压的人强调分层分级管理的问题,我有时候就纳闷,在我1999年分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时,电网尚且如此分散、多头,怎么个分层分级管理法?当时的状况是各自独立管。所以我上任后对电网建设的想法是要把这些分散、独立的大大小小的电网建设成在全国范围内能够互联互通互供的统一大电网。但是我不敢确定能否在我任内完成这项任务。我的这一想法和当时国家电力公司想法是一致的,在建立全国互联互通的国家大电网中大家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一 东北电网与华北电网相联结 首先在2001年5月,建成了辽宁绥中至河北姜家营一回500千伏交流线路,使东北电网与华北电网相连,东北电网和华北电网成为一个同步大电网。但两大电网靠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相连实在太脆弱,所以后来又断开,在高岭建了500千伏直流背靠背的换流站,把东北电网和华北电网联结成一个异步电网。绥中电厂扼东北电网和华北电网,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后来陈 铭同志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让他分管能源时,我利用在北戴河开会的机会,专门请他到绥中电厂参观了一下,并希望他能关注绥中电厂,以及东北电网与华北电网的联网工作。 二 华中电网与西北电网相联结 灵宝换流站于2003年2月开工建设,2005年4月11日直流系统成功解锁,实现了华中电网和西北电网的联网。2005年8月,灵宝换流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将华中电网与西北电网相连,是通过河南灵宝到陕西临潼的输电线路连接。西北与华中联网河南灵宝背靠背换流站扩建工程2009年12月14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013年11月又建成了陕西宝鸡到四川德阳的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使西北电网与华中电网联结成异步电网,四川水电开始输往西北。 三 华中电网与南方电网相联结 为了解决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问题,2000年8月,根据李鹏委员长提议,建设从三峡到广东的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湖北荆州至惠州博罗响水镇),2004年6月三峡到广东±500千伏直流投产。华中电网与南方电网成为互联的异步电网。 四 华中电网与川渝电网相联结,形成新的华中电网 位于四川的二滩水电站在建成之时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受此影响,用电需求处于低潮,二滩的水电不能有效消纳。三峡电站电原定的输电方案是由三峡向重庆供电,由于电力疲软,决定三峡电站的电不再输往重庆,而改由消纳二滩的电力。后来经济又恢复了高速增长,用电负荷急剧上升,重庆开始缺电,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因此找到我,责怪为什么三峡不向重庆供电?此乃此一时,彼一时也。为了有效消纳二滩电力和四川在丰水期的水电,决定建设三万线,从三峡到重庆的万县,建设一条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将川渝电网与华中电网联结成一个新的同步华中电网。 五 三峡电力外送的中通道西电东送 三峡工程位于中国的中部,其一大功能是生产出大量的清洁电力,在当时中国缺电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三峡周边的省市都抢着要分三峡的电。 最初三峡分电的范围包括向西输往重庆地区,其余的基本上是沿江向华中、华东地区输送,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规划的第一条输往华东电网的是三常线(三峡龙泉至常州政平)±500千伏直流线路。此外还有三沪线(湖北宜都至上海青浦华新镇)等。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在2000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建设三广线,从湖北荆门到广东惠州博罗县。 但是三峡工程建成的时候恰逢用电低谷时期,许多省市表示难以接受三峡的电力。重庆过去说,重庆为三峡移民做出了牺牲,应该分三峡的电。现在说重庆为三峡移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能接受三峡的电。后来重庆地区主要消纳四川二滩电站的水电。但是后来用电又紧张了,特别是在枯水期缺电,重庆就责怪为什么不给重庆送电? 河南省说自己是以火电为主,不需要三峡的电。江西说自己是一个农业小省,不需要多少电。安徽也说自己是农业省,而且有两淮煤矿,也不需要三峡的电。只有江苏、上海、浙江始终表示接受三峡的电。为此我让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由王骏牵头,成立三峡分电小组,将三峡电力分年分配到各省市。三峡工程建成后国家组成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分成两部分验收:一部分是三峡枢纽工程,另一部分是三峡输电工程。国家三峡输电工程验收组由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任组长,我当时是负责能源的副主任,任副组长。经过一年多专家们的辛勤工作,完成了三峡输电工程的国家验收。 在供电紧张的时期,湖北省代表团曾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把三峡的电力远送到华东地区?为什么不能留在湖北发展湖北经济?但是他们不知道,三峡发的电在丰水期和枯水期相差悬殊。在丰水期可以发到近2000万千瓦电力,而在枯水期仅有550万千瓦左右。要解决这一丰枯期的巨大缺口,必须在湖北建设1000万千瓦以上的火力发电来平衡,但在丰水期时这1000万千瓦的火电又将停发,这是非常不经济的,只有互联互通互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 六 西电东送,南方电网的形成 左起一至三人依次为时任南方电网董事长袁懋振、本文作者张国宝、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赵希正 南方电网形成之前叫南方联营公司。广东省的电力资产主要是广东省的地方资产,不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由于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缺电非常严重,成为常态。广东电力此前就在天生桥一级、二级电站投资,获得一定份额电力,并正在建设天生桥到广州的±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2000年8月北戴河会议中央决定实施西电东送工程,在“十五”期间由云南、贵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大规模的南通道西电东送工程就此展开。经过五大战役,提前完成了向广东送电千万千瓦的任务。五大战役全部完成后,南方电网公司西电送广东总的通道输送能力达到1088万千瓦,至2004年9月,五大战役所有电网项目圆满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15个月。在电力体制改革中南方电网就此形成。 七 华北电网与华中电网相联结,形成两华同步电网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从山西的晋东南建设一条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到湖北荆门,使华北电网和华中电网联结成一个同步大电网,进而再形成华北、华中、华东的三华同步电网。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在枯水期将华北的火电送往华中,而在丰水期可将在华中地区三峡、四川等水电站的水电送往华北。但是建设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引起了争议,有一部分人反对建设晋东南至湖北荆门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反对形成三华同步电网。但是经过反复论证,国家发改委还是报经国务院同意,批准建设了从山西晋东南到湖北荆门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目前华北电网和华中电网已经形成一个同步大电网。但是仅靠一条1000千伏特高压将华北电网与华中电网相连仍显不够坚强。 八 建设青藏联网工程 从青海格尔木建设一条±400千伏的直流输电线路到西藏拉萨,从此西藏电网与西北电网相连,不再成为孤网。 青藏联网工程是经过反复论证和思考的,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到过西藏,第一次去是为了西藏满拉水电站,当时是由武警水电部队施工,出现了一些问题。刘源同志当时是武警水电部队政委。由于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西藏始终保持了一个清洁能源电力市场,没有燃煤火电站,仅有少数应急的燃油机组。在建设青藏铁路时,我曾考虑过青藏铁路建成后有条件通过铁路将煤炭从西北运到西藏,是不是可以考虑在那曲建一个燃煤火电站?但是考虑再三,还是宜保持西藏清洁能源电力为妥。此外,西藏高原空气稀薄,火力发电厂出力受到影响,在那曲建燃煤火电厂的想法也就放弃了。 但是由于水力发电的丰枯季节差,西藏以水电为主,丰水期没有问题,枯水期严重缺电。我们曾动员华润电力将在广东建设的燃油燃气机组拆往西藏,支援西藏的电力建设。但是燃油电站发电成本极高,每年用于西藏的电力补贴数额很大,甚至当时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分管电力的副主任李本珍曾提议由西藏在安徽等地投资电厂,收益作为对西藏电力的补贴。 随着青藏铁路的建成,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加速,电力短缺的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在枯水期显得尤为突出。经过反复论证,为一劳永逸解决西藏的供电问题,还是应当建设青藏联网工程。在枯水期由西北电网向西藏供电;在丰水期,如果今后水电在西藏进一步发展,有富余电力可以向西北供电。但是青藏联网工程受到了一些未曾到过西藏的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青藏联网代价太高,主张在西藏建设燃油机组,没有必要建设青藏联网工程。他们上书给国务院领导,国务院领导又批转我们论证。我请国家能源局电力司邀请反对者到西藏实地考察,但是电力司建议由于该同志年事过高,不宜到西藏考察。最后我们与国家电网公司协商,还是下决心建设青藏联网工程。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同志对建设青藏联网工程非常支持,从长远考虑,国网公司建议建设±500千伏输变电线路。 可是一个新的问题发生了。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许永盛听了一些人的意见,认为建设±500千伏容量太大,没有必要,建议降低电压等级,用400千伏直流输电。当时我还纳闷,±500千伏不是一个标准的电压等级吗?为什么要搞一个新的电压等级出来呢?许永盛对我说,直流输电没有什么标准电压等级,多少千伏都可以。估计他也是听一些专家讲的。这样国家能源局和国网公司在建设什么样的电压等级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又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我与刘振亚同志协商,他说为了尽快建设青藏联网工程,国网公司让步,就按能源局意见建设±400千伏的直流输电线路。青藏联网工程经过5年的论证才这样在争议声中落地了。 2010年7月29日我们在西藏和青海格尔木两地同时举行了隆重的青藏联网开工仪式,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同志和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同志在格尔木参加了开工典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来了贺电。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庆黎同志和我及国网公司舒印彪总经理在西藏出席了开工典礼。 九 将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相联结 早在电力体制改革前,国家电网公司尚未成立,国家电力公司科技司司长张晓鲁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找我向我汇报要将西北电网的330千伏高压升级为750千伏高压输电。我曾质疑电压等级是不是太多了?但是鉴于西北已有330千伏输电线路,建设500千伏或1000千伏输电线路都不太妥当,只好同意将西北电网升级改造为750千伏高压输电网。2010年7月22日建成了乌吐哈750千伏输电工程,年底完成了哈密至甘肃永登750千伏输电线路,实现西北电网与新疆电网相连。 十 西藏自治区内部电网相联结 西藏电网最初是从拉萨和日喀则这两个西藏最重要城市发展起来的。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以后,中央政府最初是从重庆电力部门抽调人员帮助西藏进行电力建设,拉萨、日喀则地区逐渐联结成藏中电网,山南地区也连接进藏中电网。我去西藏时,林芝地区、昌都地区和阿里地区由于距离太远,都是独立的小电网。后来利用农网改造的机会,将拉萨和林芝电网连在一起,形成了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地区这几个西藏最重要的人口和经济集中地的藏中电网。但是由于昌都地区和阿里地区距离遥远,仍然是独立的小电网。 十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电力联网 首先是将乌鲁木齐地区和南疆库尔勒地区联结成一个电网,伊犁地区的电网仍然是独立的。后来通过修建恰布其海水利枢纽工程和吉林台水电站,从奎屯修建输电线路到伊犁地区,形成了全疆互联互通的统一电网。 十二 海南岛与大陆的联网 海南岛原是一个孤岛电网,与广东并不相连。电力体制改革组建南方电网,南方电网覆盖的范围是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后来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汪啸风同志给曾培炎同志打电话说,我们海南岛是一个独立的电网,进入南方电网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除非将海南岛和广东电网连接起来,才能真正融入南方电网。曾培炎同志答应南方电网组建后将建设从湛江到海南海口的海底电缆,将海南与南方电网实现物理相连。南方电网成立后兑现承诺,虽然造价较高,仍然建设了广东到海南的500千伏海底输电线路,目前容量并不算很大,只有60万千瓦,但是海南电网与南方电网的相连,自此除台湾岛外全国各省份形成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2015年7月23日,南方电网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500千伏跨海交流联网工程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批复。联网二回工程建成后,联网输送能力将达到120万千瓦,解决海南电网“大机小网”问题,将有利于提高昌江核电机组运行安全经济性以及海南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能力。 十三 山东、福建等省独立电网联结融入大电网 由于山东经济发展快,电力不足,在山西建设的王曲电站向山东点对网供电,后来建设宁夏宁东至山东青岛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山东电网已经融入华北电网。福建省与浙江省电网相联,融入到华东电网。 十四 金沙江水电基地电力输送 金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流入云南省,在云南省境内称金沙江中游,金沙江下游是云南省和四川省的界河。在金沙江下游规划有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和乌东 4个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总和接近于两个三峡,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金沙江水电开发规划时,电力体制尚未改革,统一由水电部管。但是在金沙江水电基地开始建设时已经形成了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两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希望金沙江下游的水电能够全部由国家电网公司区域内消纳,而云南省和南方电网公司认为,云南省电力已划入南方电网,金沙江云南省一侧的发电机组的电力应向云南省、南方电网输送。我说服了刘振亚同志,就按照这个方案,金沙江右岸机组通过建设向上直流(向家坝至上海奉贤)送往华东地区;金沙江左岸电力则由南方电网送往广东地区。向上直流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后来巴西建设美丽山水电站,电力输往里约热内卢地区。美丽山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和输电距离和向上直流非常接近。我邀请巴西能源部长参观访问向上直流,陪同他参观了上海奉贤变电站,引起了巴西能源部长的兴趣,问了很多问题。以后经过多次考察,确定采用中国的±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技术,在后来的招标中,国网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投资建设巴西美丽山水电站至里约热内卢±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项目。 十五 大陆向港澳的供电 受中央政府委托,本文作者张国宝与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签署大陆向香港20年供电、供气备忘录,之后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早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香港的中华电力就是主要股东之一,大亚湾核电站的电力有相当一部分要送往香港。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实现了向香港的供电。但是香港仍有600万千瓦左右的燃煤电厂。香港地区面积狭小,燃煤电厂不仅有排放问题,而且堆煤场和固体废物也将占据一定的面积,而香港的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在曾荫权先生任香港特首时,邱腾华先生是香港环保局局长。那个时候他们的环保意识就很强,有计划要淘汰香港的燃煤电厂,邱腾华先生多次找过我,希望能增加从大陆购电,逐渐淘汰香港的燃煤电厂。经请示中央,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特区能保持繁荣稳定,对香港方面提出的要求尽可能予以满足。与我工作有关的,一是香港担心来自海南莺歌海海底管道的天然气供应会逐步减少,希望能通过西气东输管道,延伸建设由深圳到香港的天然气管道,每年向香港供气10亿立方米;第二个要求就是向香港供电问题。当时成立了大陆与港澳基础设施建设联络小组,大陆方面由我负责,香港方面是曾荫权先生。2008年8月28日,我受中央政府委托与曾荫权特首在香港共同签署了《关于供气供电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向香港20年供气和供电协议。 我同时还拜访了中华电力,中华电力主要是负责九龙半岛的供电;还拜访了李嘉诚旗下的港灯公司,港灯向香港本岛供电。之前只有中华电力投资了大亚湾核电站,从大陆购电,这次港灯也表示有兴趣研究从大陆购电。考虑到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考虑现有大亚湾和岭澳的模式,我还口头答应可以在广东粤东地区寻找一个核电厂址,初步定在汕头的汕尾地区,欢迎香港方面采取类似于大亚湾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建设向香港供电的核电站。 开始的时候,香港方面是非常积极的,认为核电是清洁能源。之所以没有提在大亚湾再建核电机组向香港供电,是因为这个地区已有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但是不幸的是2011年初发生了日本福岛核事故,居民恐核情绪上升,香港特区政府担心香港居民的接受程度,对从大陆购买核电开始讳莫如深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但是香港并未放弃从南方电网购电的想法,成本也比在香港发电便宜。 澳门方面主要是燃油发电机组,而且装机容量比香港小得多,他们对从大陆购电一直持积极态度,在当时高油价情况下曾表示可以考虑放弃所有燃油发电,全部改由从大陆购电。 十六 大陆与台湾的联网问题 台湾没有能源资源,台湾发电主要靠燃油、燃气、燃煤,同时现有三个核电站,台湾的四核问题因为两党政治争端而搁浅。台湾现有三个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料虽然数量很少,存放于一个叫兰屿的小岛,设计储量已经快储满,但是因为台湾没有核废料处理设施,也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台湾岛内反对建核电站的声音还是很大的,其实解决台湾岛的供电问题从技术层面看并不复杂,从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海上距离仅140公里左右,比海南岛的海底电缆长不了太多,所以从大陆通过海底电缆向台湾岛内供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只要台湾方面有意愿这是不难做到的。 全国联网尚留遗憾 福建和广东没能实现联网;华北电网与华东电网还未实现相连和互供。 所幸的是在我2011年初从能源局岗位上退下的时候,实现了全国大陆电网的互联互通,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一是作为沿海两个经济发达的省份,福建和广东没有能够实现联网。当初为了解决广东的供电问题,我曾提出过福建电网与广东电网相连的问题,但是后来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福建电力归属国家电网公司,广东电力归属南方电网公司。这样两省的电网相连问题就被搁置起来。从省的态度看,福建省是较为积极的,广东省积极性不高。其实国网、南网公司都是央企,只要政府下决心,实现福建和广东的联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由于我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而后任者搁置起来,未予积极推动。 二是现在其他区域电网之间都实现了电力互供,但唯有华北和华东电网之间尚未有高电压输电相连,未能实现跨区供电,原因是国网公司提出的建设三华电网的设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实际上最后剩下的也就是从华北到华东的输变电线路的建设了。虽然我力主积极推动,但是国家能源局电力司的个别人采取暧 态度,一直未办理。上届政府领导面对不停地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一次次被搁置起来。虽然后来把皮球踢到国际咨询公司,国际咨询公司组织的专家评审中多数专家还是赞成建设华北到华东的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但是中咨公司内部意见却无法统一,最后只能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建设一条从锡林浩特到山东泰安的1000千伏交流,就是不建到近在咫尺而又需要电的华东南京,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开形成三华电网。同时同意建设一条从锡林浩特到华东的±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这样处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避开形成三华同步电网的问题。这问题只能留待后人去解决,但是我想就和宁西铁路一样,早晚是会解决的。目前各大区电网唯有华北电网与华东电网未实现相连和互供,这是很大的遗憾。 回首我国的电网发展历程我感慨万千。现在在辽阔的国土上,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南海之滨的海南岛都由一个互联互通的电网覆盖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工程。如果你现在到西藏,在夜晚,拉萨的八廓街灯火通明,和内地的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再到国外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老旧电网,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而自豪。(中国经济周刊)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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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布公告,开除6名违法犯罪、损害协会声誉的会员会籍,对12名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者暂停会籍。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被开除者当中至少有3名官员,其中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分别在2010年和2007年被判处死缓。被暂停会籍者全部为官员,而且不乏近两年刚落马的高官。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 高亮认为,若干年前已被判刑的官员至今才被书协开除,“有点晚了”。 前省部级官员落马 作品拍卖无人问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2010年因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2959.5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陈绍基于2007年起担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和三位书法界朋友研习书法到深夜两点多,夜阑人不静,依然“不想睡觉,停不下来”。他说:“书法里很多宝贝,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他还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中小学恢复书法课的建议。据报道,陈绍基作品起拍价从2000元到12000元不等,其书法作品《镜心》于2008年广州某冬拍会上以67200元成交。 另一名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2007年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有杰自诩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法爱好者,曾出版有《王有杰书法集》。据报道,他在台上时,有评估其书法价格为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马后,某拍卖行曾通过网络拍卖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仅30元,但无人问津。 章月中曾担任新昌县史志办公室主任,因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达28万余元,2014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8个月。在2013年一次展览会上,有人表示由于章月中带领新昌县从一个美术的极贫困县转变成了一个美术富强县,目前有5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个成绩在全国来说应该是比较罕见的。 南宁市委原书记 落马次日书法被撕碎 在被暂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籍的名单中,汪良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去年7月落马。汪良曾为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有多幅书法作品被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等海内外知名人士收藏。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2014年年底落马。报道称,李量自幼学习书法,在证监会所在的大厦中,有一个长期的证券期货系统摄影书画展,李量有多幅狂草书法作品在展示之列。 广西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去年涉嫌受贿罪被逮捕。余远辉喜欢书法,他的字迹曾挂遍南宁众多楼堂馆所。据报道,余远辉曾经花几十万从广西河池买来一块大石头,放在区党委办公厅楼前,上面刻着他的题字。余远辉调任南宁市委书记后,新任区委秘书长上任不到两周,就把大石头上的字磨平,搬至角落。而当地一家宾馆内的多幅余远辉书法作品,也在余落马次日被服务员们撕碎。 聂党权水平一般 慈善拍卖被拍至上万 另一位被暂停书法家协会会籍的肖鹏曾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正厅级),去年其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肖鹏爱好书法,常在过年过节给员工写春联,媒体称有人“投其所好”,对他进行“腐蚀”。 聂党权为广东省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去年10月被查。广东媒体报道称,聂党权曾为江门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练习书法,真的非常热爱。书法界人士认为,聂党权的水平在广东省领导级别中写得很不错,但是从专业级别不值一提。在多个慈善活动中,聂党权的书法被拍卖至上万元,其中价格最高的一幅为6.2万元。 有四名原山西官员被暂停会籍,其中方文平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秦建孝为泽州县委原书记,董洪运为忻州市委原书记,张宽礼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四人均在近两年落马。 文/本报记者 赵婧姝 王岩 声音 “不反对有才能的官员进协会” 2013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 高亮当时曾当选副秘书长,而后辞去了这一职务。他曾接受采访表示,当时新当选的18位副主席中,有9个人连中国书协会员都不是,还有五六个是通过非参展途径加入中国书协的。 昨日, 高亮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对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将落马官员开除的决定,他感到“有点晚了”。“像陈绍基,出事已经四五年,我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有点晚了、麻痹,按说这么大的官员出事,当时就应当有反应。” 对于这些被开除的成员, 高亮表示大部分不认识,不太了解他们的作品。他曾粗略看过几位的书法,感觉“不咋样”,比如陈绍基的作品就比较一般。 据报道,陈绍基为了广东书协的职务花了1000万。 高亮表示,有没有领导职务对于书法的价格是有影响的,一些没有实力的官员进入书法协会并成为领导,应该花了不少钱,具体数目他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思是花点钱,当了主席和副主席,通过卖字就赚回来了。” 高亮说,很多人大张旗鼓地卖字,认为卖字就是通过劳动换钱,没有错,而且卖字赚钱很快,又有保护性,为谁卖字、赚多少钱,这些不好查,不好追究责任。 高亮并不反对真正有书法才能的官员进入书法家协会。“官员从古到今都有写得很好的,我们反对一些写得乱七八糟的、通过关系的进到书协。” 高亮认为,书协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审查会员资格,“不要弄进来再开出去。” 圈内说 普通会员进入中国书协“就像梦一样” “我个人的感觉,进入中国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很难很难,就像梦一样,多少年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去工作,最后终于实现。”张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从小习字,这条“追梦之路”,他一追就是30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从投递的作品石沉大海到作品第一次入展,经历了从区书法家协会到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再到中国书协,经历了从区展到市展到全国展再到国际展。 根据中国书协官网于2015年9月30日发布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个人会员入会条件细则(试行)》,“在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应入展全国性展览或者获奖”。 张先生给记者举例说明了一步步成为中国书协会员的过程:“比如我因为作品优秀,进了崇文区书协,参加区书协组织的一些展出和活动。之后我想进入北京市书协,那么我的作品就需要入选市书协组织的展出,并附上崇文区书协提供的申请表格。由市书协再进入中国书协,则需作品两次进入全国展,才有资格申请,并由北京市书协上报中国书协。若申请通过,中国书协将通知北京市书协,会费也是交到北京市书协的,证件上写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细则》除了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在理论研究上有较高成就者和从事教育、编辑、组织工作等有显著成绩或有突出贡献者也可申请成为中国书协会员。其中后者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体会员副秘书长(驻会)以上的组织工作者任职5年以上、地级市书协主席任职5年以上等。 本组文/本报记者 赵婧姝 赵天嫜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张德江说,中斯建交以来,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合作,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斯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双方应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巩固和深化务实合作,服务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立法机关合作是中斯关系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愿与斯议会继续保持友好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立法等方面经验交流,优化务实合作的法律环境,夯实传统友好的民意基础。维克拉马辛哈说,斯中交往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深厚。斯里兰卡政府致力于在新时期全面加强与中国的互利合作,深化人民友好。斯方愿积极推动两国立法机关的交流。王晨参加会见。(央视网)。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肉价单月上涨30%,生猪价格创五年来历史高点,猴年里的“二师兄”出尽了风头。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猪肉价格的上涨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本轮猪肉上涨掺有人为“炒作”因素。那么,随着生猪价格跨过历史高点,未来将何去何从? 近日,很多人都在讲,吃不起猪肉了。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目前猪肉零售价近20元一斤,肋排最高近35元一斤,“疯涨”是老百姓和业内人士共同的感受。那么,本轮猪肉价格疯涨的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前些年猪肉价格低带来的供应不足?是天气及人为因素还是有资本在后面助推?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调查。 现场 进口猪肉比“本地猪”便宜近半 昨日,北青报记者走访了望京地区几家大型菜市场和超市后了解到,这几家菜市场和超市的零售猪肉价格相近,分别是前后腿肉一斤17元左右,五花肉一斤18元左右,排骨肉一斤27元左右,最贵的肋排则卖到了一斤35元左右。 摊主告诉北青报记者,往年春节是猪肉价格的高点,一般过了春节就会降,但今年春节以后,猪肉的价格依然一直高居不下,“批发价就高,我们都是跟着拿肉的价格走的”。另一名摊主表示:“这是因为现在肉联厂收不到毛猪。” 北青报记者发现,在这些摊前购买猪肉的顾客并不多,一位摊主表示“现在菜啊肉啊啥都贵,没办法,菜不能不吃,那就少吃点肉。”另一位前来购买猪肉的顾客表示,自己最爱吃肋排,但是35元一斤的价格也让他犹豫,因此只买了腔骨和肋骨都有的排骨肉,一斤便宜8元。 另外,北青报记者在超市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相比“本地”的猪肉,进口的猪肉反而便宜一大截,如来自加拿大的猪肉肋排,仅售19.8元一斤,比本地的34.8元的肋排便宜了近一半。 调查 猪肉价格疯涨是被人为炒起来的? 根据农业部的“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网”的数据显示,3月,全国猪肉零售价格每公斤28.6元,同比上涨35.2%;活猪价格每公斤18.82元,同比上涨54.8%;仔猪价格每公斤40.68元,同比上涨101.3%。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轮猪肉价格疯涨不止? “猪肉的价格跟炒作有关。”新发地市场宣传部詹家宝认为,猪肉价格主要是炒起来的,价格炒高之后很多农民和饲养场不愿意出手活猪,想把猪养到150斤左右再出手,这是一种“惜售”的心理。在肉价上涨的时候,养猪场一般愿意拖后几日出栏,一方面可以增加毛猪的单重,一方面又因为价格上涨可以增加收入。因此,猪肉价格上涨也掺有人为的因素。 农业部相关人士表示,生猪存栏量低是造成猪价上涨的主要原因。“2014年下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利润微薄导致生猪养殖纷纷减少。截至2016年2月,我国生猪存栏量为36671万头,较2013年高点的46856万头下降约21.7%,较2015年同期的38973万头下降约5.9%。”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则认为,目前猪肉价格的上涨确实是由于供应端的供给不足造成的。“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造成了大量养猪场破产和退出,产能大幅下降;同时,由于环保的问题,从2014年初开始拆猪场,进一步造成产能不足。” 除了以上供应链的原因,还有一部分自然原因。去年12月,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世纪寒潮”,温度大幅下降,造成仔猪腹泻严重,成活率比较低。这就影响春节以后的肥猪供应,一些屠宰企业甚至遭遇了“断档”,收不到猪。 追访 政府要出手调控这轮猪肉疯涨? 前不久,在各微信群里流传着一条3月25日储备肉投放的消息,5省投放总量在1.85万吨,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证实。不论如何,猪肉价格并未得到控制,时至今日,依然维持在高位。 对此,冯永辉表示,即使消息为真,那么2万吨对于弥补猪肉市场的缺口来说依然太少了。“储备猪肉实际上是企业的库存,一般是4至6个月的轮储周期。今年的形势一直不好,所以企业并没有太多的储备,说白了就是没货,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并没有大规模投放的原因。” 回头看3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猪粮比价进入黄色预警区域建议养殖场户勿过度补栏》,其中提到,截至3月9日,全国生猪平均出厂价格为每公斤18.62元,同比上涨52.8%;猪粮比价为9.13 1,已进入黄色预警区域。“猪粮比价”是指活猪价格与玉米价格的比,它是衡量猪肉价格的一个重要指标。猪粮比价越高,说明养殖利润高,养殖户补栏的积极性也越高。同时,这也是政府进行猪肉价格调控的最主要参考因素。据了解,猪粮比价的绿色区域为5.5:1到8.5:1,而近期,生猪价格超过10元一斤,玉米的价格约9角一斤,猪粮比价已经超过10.5:1。 国家有关部门将按照《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规定,适时启动调控预案,努力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在这份调控预案中规定,当猪粮比价处于黄色区域时,由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商,提出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计划,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实施。 关注 疯涨的猪肉价格何时回落? 冯永辉介绍,现在供应端的补栏开始恢复,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据他预测,传递到终端的供应至少还要10个月以上。他预测,今年9月以后,可能会迎来一轮价格的下降。而詹家宝则认为,目前猪肉的价格基本已经达到一个历史高点了,但是他表示,此次的涨价与往年相比周期性不明显,其中可能有人为因素,因此无法预测后续价格的波动。 事实上,除了政府投放储备肉和养殖户的补栏之外,还有增加进口肉,对低保户、大学生等群体加大补贴等措施。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应的调控政策出台。 与北青报记者在超市中看到的猪肉价格类似,冯永辉表示进口猪肉价格确实便宜,几乎是国内的一半。但是“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填补中国的缺口,中国的猪肉市场是5000万吨的规模,而全球的猪肉贸易量才600万吨”。虽然国家已经在提高进口肉的比例,1月份同比增加了66%,2月份同比增加了110%,但是依旧供不应求。 同时,上述专家表示,在2013年至2015年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许多养殖场、屠宰场都处于亏损或薄利状态,这对于生猪市场是很大的打击。目前猪肉价格走高,以市场调节的方式刺激养殖户补栏的积极性,也是好事。此时如果盲目进口,可能会进一步打击国内养殖户的积极性,短期内猪肉市场反而难以调节恢复。 财经观察 不要让“猪周期”循环上演 在养殖业内,有这样一个“猪周期”,大致的轨迹是:肉价上涨 母猪存栏量大增 生猪供应增加 肉价下跌 大量淘汰母猪 生猪供应减少 肉价上涨。这个周期通常2到3年循环一次,因此,“一年赚、一年平、一年亏”就成了养殖户们的“魔咒”。 乍一看,这样的调节十分符合市场的供需关系规律。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在这种带有“滞后性”的市场调节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这样的悲剧在周期性地循环上演。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也就是说,只有先行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才会随时扩大或减少商品的供应。因此,供求不平衡影响到价格本来就存在时间差,从作出决定再到见效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养殖业的特性又决定了从仔猪到肥猪的生长周期很长,导致这一行业的市场调节更加滞后。 2013年到2015年猪肉价格持续低迷之时,许多企业不得不倒闭,这就造成了生猪供应的减少,而现在随着猪肉价格的持续走高,补栏的养殖户越来越多,或许会带来下一轮的价格下跌。但是,我们并不愿看到下一个“猪周期”的上演。或许,不让“猪周期”继续上演的方式,除了对养殖户进行市场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不能盲目跟风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部门也要进行科学的、带有预见性的宏观调控。 本版文/本报记者 温婧 供图/视觉中国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中新网4月6日电 据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2016年4月6日,中国海警2307、2101、31241舰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4月7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 维克拉马辛哈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斯、中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李克强陪同维克拉马辛哈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随后,两国总理共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中国证券网讯 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网站获悉,4月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在钢铁行业财务工作座谈会议上发表讲话。刘振江表示,2015年是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2016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还没有改变,1-2月亏损114亿元,2016年重中之重的是把“去产能、控产量、增效益”抓出成效。 刘振江表示,2015年是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也是全行业真正的“严冬”。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连续12个月亏损,从2015年7月份开始出现严重亏损,去年下半年整体效益大幅度下滑,每月亏损额都在1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加上投资收益等项目合计全年利润总额为亏损645.34亿元,而上年利润总额为盈利225.89亿元。 刘振江还表示,产能是企业核心利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必然关联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人员的问题,资产和负债的问题,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问题,甚至与兼并重组减量优化,与产品结构优化、企业改革和转型升级都相关联,化解产能与转型升级不是各行其事,是要统筹的,在化解过剩产能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实际问题需要不断完善措施。今年的钢材出口量下降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全行业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价格能否稳住和产量能否控制住,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钢价稳定回升。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周永康的老家无锡西前头村 清明时节,国人纷纷祭祖扫墓、寄托哀思,党员干部也不例外。但在一些贪官那里,不管是祭祖还是修祖坟,却有不一样的意味。 “大老虎”占风水 很多贪官,尤其是“大老虎”,不感激组织的培养,反倒将自己的仕途与祖坟风水联系起来。 有媒体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周永康曾请一个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一直任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于是数次打电话,叮嘱两个弟弟修坟。1995年前后,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同年6月,周家立好墓碑。 广东一名省管干部也把自己“落马”的原因归结为祖坟出了问题,还写信让家里人赶紧请“大师”化解;又让妻子将供奉的舍利子赶快送给别人,说“自己德行不够,供奉不了”。 有这种心理,这些贪官就对祖坟分外关注,可谓“豪修”祖坟。 这种“豪修”表现之一是占所谓的风水,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根据媒体披露,其父母、外公、舅舅都信风水。刘志军长期烧香拜佛,一些铁道部重点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择黄道吉日、吉时。2006年,他弟弟刘志祥被判处死缓之后,刘志军认为父亲的阴宅风水不佳,于是请来风水先生,重新选定一个“风水宝地”,为父迁坟。 “苍蝇”不惜暴力火拼 “大老虎”看重祖坟,在这影响下,一些“小老虎”、甚至“苍蝇”也要摆谱,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修祖坟,显示自己的身份。 陕西米脂县水利局原局长李清锁,为便于上山祭拜,专门在自家祖坟前铺设一公里的红砖路。李清锁后被免职。 山西阳泉市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存福斥资大修祖坟,这个祖坟共有108级台阶,种植上千颗松柏,宅兆占据半个山头,山脚下还计划有风水池和停车场,造价大约在50万元左右。 这就是赤裸裸的权力张扬与想象。 不过,这事还真奇怪,去年阳泉市、盂县两级组成了调查组说要调查。但马上一年过去了,在公开报道中,还找不到调查结果。 更有对祖坟看得重的,引起暴力事件。去年2月,广东陆丰市湖东镇深田湖村发生百人火拼现枪声 火拼双方,是深田湖村林家、陈家。其中陈家有退休前任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剑城,其弟弟陆丰市国税局甲子分局副局长陈剑英也在场。陈剑城被指强占山林为自己修“活人墓”,影响到林家祖坟的风水,而镇政府和陆丰市委宣传部则回应称,陈家并未建新墓,是翻修老祖坟。 不管是建新墓还是修老坟,作为退休干部,能为一块“宝地”与人争到如此地步,都堪称奇景。 祭的不是逝者,就是权力 贪官好修祖坟,其“门徒”、或巴结者就巴望着他们回乡祭祖。 若干年前,周元根的名字镌刻在周家祖坟的高大的墓碑上。虽然这个名字远不如周永康三个字广为人知,但是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扫墓者离开前不忘叮嘱周家人:“跟周首长说一声。”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没落马前,每年清明或者过年,他家祖坟所在地的官员就要行动起来,在他家祖坟放炮挂红。周边的一名村民曾告诉记者:“这些当官的,比祭自家祖坟都上心。” 这祭的哪是逝者,就是权力,围绕祖坟的就是一个权力场。不过,那些看似张扬而稳固的,其实并没那么强大。 根据网友爆料,多年前落马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被家人带回广西的祖坟安葬。2007年,其家人给他树起了半人多高的墓碑,起初在“成克杰之墓”右侧写有“壮族人民伟大儿子”字样,一时引发争议;数年后有网友探访发现,这8个字已经被抹去。 最后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注意 贪官之外,一些党员干部祭祖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做道场吹打念经,请风水先生、巫婆等装神弄鬼,造成恶劣影响。这与党章党规党纪的要求严重背离,属于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对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党员干部,根据行为情节、认错态度以及造成的影响,《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第五十八条作出了明确规定。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法院5号宣布,由于案情复杂,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中国外逃要犯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案件,将再次延期至2017年2月28号开庭审理。这是该案件审理的第二次延期。法官认为该案件特殊,案情复杂,被告律师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准备,不延期将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2015年3月,贪污巨款后潜逃美国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前主任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因涉嫌欺诈和洗钱等多项罪名在美被正式起诉。同年5月18号,该案被延期至2016年4月5号审理。而乔建军目前仍然在逃。乔建军前妻赵世兰案回顾赵世兰的前夫是涉嫌携大量赃款潜逃美国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前主任乔建军,目前在逃。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中,乔建军是被列为百名外逃人员中的第三名要犯。2015年3月,赵世兰因涉嫌欺诈和洗钱等多项罪名在美国华盛顿州被正式起诉。如果所控罪名成立,赵世兰可被判10年以上监禁。美国检方的起诉书指出,赵世兰与乔建军通过洗钱,在美国西雅图郊区购买了一栋别墅。而这些钱与他们在中国河南省周口市侵吞的公款有关。另外,美国检方指出,赵世兰和乔建军声称在两家中国公司持有股份,以此证明他们投资移民的资金来源合法,实际上,这两家公司根本不存在。不过,美国检方的文件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赃款金额和来源。此外,两人在已经离婚的情况下,仍以夫妻身份申请移民,构成移民欺诈。不过,美国检方要确定这两项罪名,在调查取证方面,就需要中方的配合,方能查清赃款金额和来源。此次联合行动意味着中美在联合调查犯罪领域将开启新的合作。2015年5月18号,赵世兰在位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法庭出庭。此次庭审是赵世兰案从华盛顿州转至洛杉矶后首次举行的“收押听证”。法官当庭宣布,法庭将在2015年7月14号举行首次审判听证。但在2015年7月6号的审前例行会议中,检方提出,由于案情复杂,调查期间发现了更多证据,文件数量也多达5000页,因此希望延期。而被告方面也支持延期,最终法官同意将此案将推迟至2016年4月5号开庭审理。赵世兰案对中美合作有借鉴意义由于前夫乔建军的关系,赵世兰在美国出庭受审引发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赵世兰能够被美国司法机构以移民欺诈和洗钱等罪名起诉,说明中美司法部门已经展开切实合作,并对今后中美合作遣返中国外逃人员具有借鉴意义。作为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外逃要犯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是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缉拿乔建军等100名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之后,在美国被逮捕的。在美国检方的起诉文件中,所有罪名的指控都共同指向乔建军和赵世兰两个人。因为乔建军目前在逃,检方只好先从赵世兰入手。大陪审团决定起诉赵世兰赵世兰案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是,立案决定是由大陪审团做出的。长期从事中美政治与司法体系研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认为,这可以被理解为是美国司法部门对此案的重视。按照美国的法律,起诉方若要说服大陪审团同意对某人或某事进行起诉,就要拿出有力的证据并且能够证明获取证据的手段的合法性,否则,很难获得大陪审团的通过。大陪审团决定立案表明,美国司法部门在对赵世兰采取行动之前,已经获取了中方提供的、符合美国法律程序的相关有力证据。如果没有双方的密切合作,赵世兰案很难进行到今天这一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解释道:“在暂时没有双边引渡协定,没有双边司法协定的前提之下,如果双方能够把这一次对赵世兰的起诉作为某种模式,对未来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毕竟红色通缉令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贪官是居住在美国的。虽然赵世兰本人她不是乔建军,她的级别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以后的中美司法合作进一步的反腐和遣返贪官,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现实和象征意义。”此外,张军律师表示,此次针对赵世兰的起诉,没有去纠缠其他罪名,而是明确地选择了联邦政府管辖内的联邦移民法条例对其进行控罪,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做法。张军律师认为,美国的司法体系是案例法体系。一个案件一旦被判定形成判例,就将成为法庭审判类似案件的永久性坐标。虽然赵世兰案目前还没有审结,还不能成为一个判例,但是却可以为中美司法合作创下一个良好的先例。(央视新闻客户端),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巩固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继续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据了解,本次是自2013年以来,两国元首的第八次会面。此前,习近平与奥巴马已会面七次,其中,四次是利用国际会议间隙进行简短的会晤或交谈,包括圣彼得堡G20峰会、海牙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安塔利亚G20峰会以及巴黎气候峰会等。此外,还有两次习近平赴美访问和一次奥巴马访华。2013年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晤”,2014年北京中南海“瀛台夜话”,2015年“白宫秋叙”……历次会面习近平与奥巴马都聊了什么?哪些话题必谈?我们为您一一盘点。时间:2016年3月31日场合: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谈话重点:(2016年3月31日,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习近平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同时,双方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避免误解误判和矛盾升级,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增进互信,一道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方始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有关问题。我们主张,各方都应完整、严格执行安理会涉朝决议,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行,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的举措。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习近平指出,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同有关当事国直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不会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主权和领土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时间:2015年11月30日场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谈话重点:(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巴黎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巴黎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要牢牢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从双边、地区、全球各个层面推进两国务实交流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美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于网络问题,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展示诚意,共同推动相关对话取得积极成果。我们也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透明的网络空间。时间:2015年11月16日场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谈话重点:1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交谈。奥巴马表示,期待明年赴中国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确保峰会取得成功。时间:2015年9月24日场合:习近平访问美国谈话重点:(2015年9月24日晚,习近平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同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两国元首在前往布莱尔国宾馆的路上边走边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晚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月朗风清,夜色中的布莱尔国宾馆幽雅静谧。两国元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晤,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带一路”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外国企业今后在华投资兴业,将会有更为开放、宽松、透明的环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我们基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要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习近平强调,中美应增强高层战略互信。我多次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中美两国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从中美关系的全局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合作始终是主流。事实充分表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双方应该坚定沿着这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下阶段,双方应该继续加强高层交往,积极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舆论引导,保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势头,并为今后更长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时间:2014年11月11日场合: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谈话重点:(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两国元首在瀛台涵元殿前握手。)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晚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要保持经常性密切沟通 避免战略误判习近平说,去年6月,我们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建设性会晤,又在圣彼得堡和海牙两次会晤,并通过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不少早期收获。我们要保持经常性密切沟通,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信任,才能做到相互尊重,避免战略误判。双方要扩大务实合作,特别是积极推进开拓性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国情各异,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同,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两国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政府要起到稳定器作用,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场合:第三届核安全峰会谈话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海牙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中美双方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习近平表示,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取得了重要积极进展。你日前给我来信,表示始终致力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对此表示赞赏。双方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力的行动,加强双边、地区、全球各层面协调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应继续加强两军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防止误解误判,开展更多联演联训和务实合作。我赞赏你明确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继续开展反恐合作。双方还要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方面的执法合作。东海、南海问题上美方应该采取客观公允态度习近平强调,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美方应该恪守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支持旨在分裂中国活动的承诺。东海、南海问题上,美方应该采取客观公允态度,分清是非,多做有利于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和局势缓和的事。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双方要落实好商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项目,并在多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沟通和交流,积极推动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时间:2013年9月6日场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谈话重点:(2013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美方应该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习近平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信心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将为中美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双方要积极寻找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和出口、产业创新等方面的契合点,促成一批有影响的合作项目,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同时要将节能环保打造成中美合作的新亮点。中方重视美方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关切,美方应该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环境。双方还要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政治解决是唯一正确出路 动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叙利亚问题,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两条原则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是唯一正确出路。动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望有关国家三思而后行。国际社会应该致力于尽快推动召开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开启政治过渡进程。时间:2013年6月7日至8日场合:习近平同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谈话重点:(2013年6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2013年6月7日至8日,两国元首举行了两场会晤,一场晚宴,还一起散步,会晤和交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8个小时。双方所谈,既有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经验,也有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既有政治安全问题,也有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中美两国拥有重要的利益汇合点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到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两国都拥有重要的利益汇合点,都需要加强交流合作。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深入审视两国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我们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经济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习近平表示,目前中国宏观政策的基调是稳中求进。具体来说,就是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中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扩大内需,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处在关键阶段,所带来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也将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完全能够在不断战胜困难和挑战中继续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经济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墚峁交织。陕北延安地区延川县一个叫梁家河的偏僻村庄,一排排土窑洞依山而建。1969年1月,未满16岁的习近平作为北京知青来到这里,和陕北老百姓同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打坝、挑粪……在这个偏远的贫困村,度过了7年的激情岁月。习近平在这里入了党,还当选为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开始了从政之路。后来他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挥泪告别梁家河。“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多年以后,习近平撰文回忆称:“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就在当年习近平奔赴延安的同时,比他大5岁的王岐山同样作为知青来到了陕北,王岐山插队的地点是延安县(现为宝塔区)冯庄公社。习、王只是众多知青中的两位。上世纪70年代前后,延安地区总计迎来了近2.8万人的知青队伍,几乎全部来自北京。他们乘坐火车从首都出发,浩浩荡荡走进黄土高原腹地……后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回到了北京,有的逐渐声名显赫,成了经济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还有的位列中共最高领导层。2015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时深情讲道:“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知青们在延安经历了激情岁月,获得了坚实的锤炼,留下了诸多回忆。北京知青到延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1969年1月8日到2月初春节前,每两天就有一个专列从北京出发。一天一夜后,知青们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千丘万壑抵达延安。40多天的时间里,共计26601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落户。此后几年,又先后有3批知青数千人从北京到延安插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6年,北京青年合计约有2.8万人到过延安。这些人的到来,源于1968年10月毛泽东发出的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上山下乡”的运动高潮。北京的下乡知青除了到陕北的,还有黑龙江、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地。前往延安的火车上,除了后来的著名作家史铁生、经济学家许小年等人外,还有众多中共高层后代,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还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一名当年的知青后来回忆说。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外,其他12个县共2667个生产队安置了北京知青。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延安地区以及各县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组。梁家河大队的人,对知青们非常热情,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小时去接这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一位村民告诉凤凰卫视及《凤凰周刊》记者:“知青到来之前,政府都安排了,对知识青年下乡要好好对待,不能亏待他们,谁要是亏待了下乡知识青年谁就犯法了,没有敢不服从命令的。”当时,年仅15岁的习近平因为受父亲习仲勋问题(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被打为“黑帮”)的牵连,背负着“反动学生”的包袱。他和14名北京八一中学的同学一起被安置到梁家河。这15个孩子中,当时有一半以上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去延安的专列上,全部都哭啊,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破涕为笑。”习近平曾回忆前往梁家河的历程:下火车后从延安坐卡车到县城延川,从延川坐卡车到公社,一路尘土飞扬。他说:“这一路过去,那可比现在这PM2.5难受多了,我有一天开玩笑说那叫PM250。”梁家河大队分上队和下队,一共分来15名知青。5男4女一共9名知青被分在上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男知青则被分在下队。他们6人先是集体住进了一个村民家的窑洞内,但不久,这户人家的孩子要结婚,大家只得搬到一个叫吕侯生的村民家的窑洞里住。如今,该窑洞早已不再住人,因为年久风化,有的地方泥坯脱落、窑洞墙体裂缝,用柱子顶着,里面除了放一些农具、杂物外,墙上还挂着当年社员们会战时用的马灯、水壶以及书包等。到了1970年,梁家河村为知青砌了6个并排的新窑洞,习近平住进左起第四个窑洞。如今,这个地方被叫做“知青旧居”。这排窑洞至今保存较好,每孔窑洞门上都有一个五角星,正中题有“为人民服务”字样,两侧竖读8个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窑洞的墙上挂着一张珍贵的文件影印件 这是一份手写的文件:“梁家河大队党支部:经公社党委1974年元月10日会议研究决定,接受你队石玉新、石风兰、习近平三同志为中共党员。党龄即日起计算,特此函告。”在离梁家河80公里外的延安县冯庄公社康坪村,毕业于北京35中的王岐山,也属于第一批北京知青来到陕北插队落户。王岐山当时21岁,插队前本可以选择去黑龙江,但他最终选择了延安。到了陕北之后,王岐山才发现条件极端艰苦: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曾回忆,“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里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了。”康坪村生产队长韩志厚回忆,当年他带着几个社员,吆着驴拉车去公社接知青,考虑到生产队的口粮有限,而且又是冬天没活干,知青等于要白吃白喝好几个月,心里还有些小嘀咕。韩志厚他们到公社有些晚,身体好的知青已经被领走了,只剩下一些身体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知青,但按照公社干部的要求,他们领回了14个知青,王岐山也在其中。韩志厚称,看到这十几个娃娃站在公社院子里,一个个冻得在那儿哆嗦发抖,他一下子觉得心疼了。极度艰苦的磨炼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小小的跳蚤成为第一关,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我皮肤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水泡烂掉,痛不欲生啊。但是三年以后过去了,那也真是叫‘牛肉马皮’了,不怕咬了。”有一年,弟弟习远平去梁家河看他,习近平还特意叮嘱弟弟不要告诉母亲。上世纪70年代的陕北,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极差,生产非常落后,有的地方粮食亩产只有百斤左右。当地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因为一些山坡陡峭,耕种主要用牛犁地,还发生过牛和耕具一起滚下山沟的事情。当时,许多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吃了。”习近平回忆道,“(一开始)什么都不爱吃不会吃,(后来)慢慢地什么都吃了,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不过队里有时会用麦子磨面,提供给知青。梁家河村民巩振福记得,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社员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习近平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梁家河当年的村支书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知青们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只能做什么吃什么,都是窝窝头、小米饭,一些知青吃不进去、吃不香。后来,村里就派了一个教过书、很爱干净的人,帮这些知青做饭,同时也教他们做饭,生活关才总算是过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苦乐年华 我的知青岁月》一书,则详细记录了康坪村知青的生活:男知青多,占了两眼窑洞;女知青住一眼。知青们初来康坪的时候,每天干完活要洗手、洗脸,晚上睡觉前还要洗脚。但后来,这个讲究没有了。白天干活,晚上回到窑里,大家累得不想动弹。女知青还要做饭。晚上,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麸皮合在一起熬煮的稀饭,最好的饭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在一起蒸的两面馍。当时,知青一个月每人供给45斤粮,但根本不够吃。为了能吃饱饭,大家就想办法把十几斤细粮兑换成粗粮。当时的换法是:一斤白面能换一斤半玉米面,若换小米,则能换一斤二两。这样交换下来,还凑合着能吃饱。康坪村周围的大山都光秃秃的。在黄土地里刨挖,辛苦一年,还分不到20块钱。因此,该村依托当地资源,把挖煤作为增加收入的一项副业。下煤窑挖煤是一件既危险又累人的苦差事,没人愿意干。谁若敢下煤窑去挖煤,就被村民们视为是“英雄”。知青们知道挖煤能为村上增加收入,就派焦中平和徐雨晴在煤窑考察了一番,回来以后,他们对大家说:“煤窑没有那么可怕。”于是,经过大家商量,决定让男知青也和村上的壮劳力一起去煤窑挖煤。刚开始到延安时,这些北京来的年轻人干活并不在行,他们用锄头杵着爬上山,被当地老百姓笑话,到了半山腰就累得不行。正是春天播种季节,牛粪、驴粪、羊粪需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每袋六七十斤,而且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经常出现摔倒的情况。最初参加农活,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一个村民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社员。”果然,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然后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想了办法,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顺利地送粪了。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他们不会犁地,我们就教他们怎么犁地,一家用一个牛犁地,一个拿粪,一个放籽。女生不会锄地,我们就教她们怎么间苗,第二年下来就什么都会了。有喂猪的,养羊的,喂牛的,知青们都很能吃苦。考验不断当地村民通过知青之口,很快知道了习近平的身份 他父亲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习近平9岁那年(1962年),习仲勋遭受政治迫害,被审查、关押、批斗,直到习近平到陕北时,习仲勋还处于接受审查、下放劳动的岁月中。朴实的村民并没有因此就疏离、歧视习近平,反而对他更加关心,“把他当自己娃一样看待。”时任梁家河村支书的梁玉明向凤凰记者介绍。1942年出生的梁玉明,当时27岁,比习近平大11岁。刚到陕北时,由于不习惯,习近平曾中途离开梁家河。2000年,他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专访时谈道: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介绍说,他回北京正巧碰上国庆节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习近平又回到了陕北。“回来不久,他母亲来了一封信,希望帮忙把习近平教育好,让他好好听话,不要回北京,以后上大学。”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从北京回来后的习近平确实思想大为转变,“他说我再也不回北京了,要把梁家河建成好样的。”重新回到梁家河的习近平,因为勤快、踏实,很快成了村里的青年积极分子。1972年冬,习近平加入了共青团。不过,习近平入团颇费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习近平在前述采访中回忆道,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窑洞来,吃了一盘炒鸡蛋和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育好的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支部书记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习近平据理力争:“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写到第8份时,入团申请才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习近平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准的。团委书记到习近平那里和他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入团后第二年,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梁玉明对凤凰记者回忆说,“当时习近平说很难,我说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接下来,习近平写了入党申请书,报到公社,但是公社有个副书记看了材料后,批评梁玉明说,“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入党?”梁玉明辩解说,“上面有政策有文件规定,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情,我不能不对个人负责。”两人争执一番,不欢而散。后来,那个公社副书记调走了。梁玉明再次动员习近平,“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于是,习近平又写了入党申请。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里有记录:“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习近平追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习近平的入党问题,当地干部不敢轻易审批,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 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曾听到申 与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习近平入党之后,在梁玉明的提议下,习近平在这里还当选了他人生第一个“官” 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则主动让贤,去担任村革委会主任兼副书记。村里的“大工程”直至今日,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梁家河村民仍对习近平当年的“几大工程”记忆犹新。这些如今已不起眼的“工程”,在1970年代艰苦的陕北,是了不起的改变生存环境的大事,显示了知青们带来的新气象。习近平之所以能当上村支书,关键也在于他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进步:他带领梁家河村民打井、建淤地坝,解决了全村人基本的吃水、种粮问题,还修建沼气池,解决了燃料和照明问题。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沟壑纵横,气候干旱,草木稀少,吃水、种粮、燃料和照明问题一直困扰着世世代代的农民。当地人靠天吃水,靠天种粮,一旦到了每年的干旱期,吃水、种粮问题“就把人能愁死”。因为山沟里水很少,人们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打水井上。然而,一口井往往需要凿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出水量却很少,一旦遇到干旱就经常断水,连吃水都困难,更不用说山上庄稼的浇灌。当地普遍的说法是,哪家人有一口井,就会很容易娶到媳妇。一位当地人告诉凤凰记者,因为担心粮食不够吃,人们只好在山沟里种庄稼,这样天旱时也能有些收获。但到了洪水季,田地被洪水淹掉又成了人们最为焦虑的问题,所以,打坝蓄水、造田种粮就成了人们的生存大事。“当然,对于坝的选址、开凿、修建是一项技术活,不坚固的坝被雨水一冲可能就会损坏,一年的辛苦可能就毁于一旦”。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带领基建队打淤地坝,达到拦泥蓄水的目的,。一位村民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用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习近平在冰雪初融时节,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建了四个淤地坝、两口大井。特别是1973年,还打出了一口甜水井。在当地,很多水井打成以后水质不好,喝起来是苦涩的,甚至只能用来洗衣服,但甜水井可以直接饮用。打井时,习近平带头跳下井挖泥清淤。梁玉明至今记得,习近平的表现,是15个知青里最好的一个。1971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这则报道令他思考良久:对于极度缺乏燃料的陕北来说,沼气或许是解决烧柴、照明、取暖困难的希望。习近平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去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并获得了支持。延川县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而且没有煤炭,因为历年砍伐严重,山上已经无柴可砍。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主要就是赶一辆架子车从附近的子长县将煤拉到文安驿公社,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以备冬天做饭、取暖用。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延川县委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习近平要坐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时没有钱,习近平是从延安团委书记那里借了路费才去的四川。(亦有村民回忆,是习近平自费前往)返回梁家河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从未接触过化学、不知道沼气为何物的大多数乡亲听得云里雾里。习近平决定先建好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当地诗人、作家曹谷溪曾于1975年9月20日在《延安通讯》发表文章,记录当年建沼气池的过程:有些人因为思想保守,当着正在忙着办沼气的习近平的面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有人甚至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15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该文还写道:“农场的池子(试点的三个沼气池之一)经过20多天的紧张战斗建成装料。可是,突然发现池子漏水跑气,如不及时清理出水粪,这口池子就有报废的危险。去四川学习过的沼气技术员刘春合和习近平一合计,便同另外几个年轻后生,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吊桶上的麻绳子把手勒红了、勒破了,他们全然不顾,突击一天一夜,把40立方米的水粪全部清理出池子。装过料的池子,池壁沾满粪浆,又脏又臭,在炎热的夏天进池修理,更是憋得人喘不过气来。习近平、刘春合同志二话不说,跳进池内,用清水洗刷池壁,寻找裂纹,进行修补。”1974年8月,在原材料不足、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梁家河大队终于建成延川县第一口沼气池,容量为8立方米。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年8月,省里来人,在村子里开了一个现场会,习近平现场讲解。“全省都轰动了,这样习近平一下出名了!”现在看来,修建一口沼气池很简单,但那时的延安,燃料和照明都很困难,夜间照明的唯一工具便是煤油灯,煤油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然而煤油也很稀缺,有些人家甚至连煤油也没有,一入夜就只能摸黑。今天的梁家河村口仍立有一块碑,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碑文为:“(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的号召,在时任村支书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建沼气(池)60口,这口沼气(池)是保留的其中之一。”石碑后的墙上是宣传画,两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川县城大桥上,还有习近平建沼气池事迹的宣传画。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村打下的水井,如今仍然是村里的水源。他带头筑起的四个淤地坝,有一个还在使用。那片洒下知青汗水的山地,却已退耕还林。当年那些沼气池,现在还在用于沤肥。领导能力初露头角和习近平一样,作为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劳动者,北京知青们发挥了诸多创造性才能。据记载,曾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自学成才,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知青张革到宜川县孝峰公社卓里大队后峪沟生产队插队,带领群众科学种田,修渠筑路,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延安河庄坪大队北京女知青和当地姑娘们一起,打破女子不打石头的旧俗,组成女石匠队,人称“铁姑娘队”。她们的事迹当时还被音乐人谱曲,创作成歌曲《延河畔上的女石匠》,广为传唱。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几大工程”,充分展现了其实干精神和领导、协调能力。王岐山也在知青岁月中展露了他的才能。康坪村自从来了知青之后,办养猪场、开采小煤窑。搞了这些副业之后,村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这样的背景下,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当年,王岐山对村集体财务严格核查、及时公开的做法,时至今日,康坪村依然在沿用。在康坪村,王岐山是知青组的组长。他能吃苦、肯钻研,善于团结群众,在康坪村很有威信,很快就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又成为新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就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在知青中间,王岐山有很强的号召力。知青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找他进行调解,不太听话的知青也是由王来负责“调教”。一位村民对凤凰记者回忆说,当时陕西农村偷盗比较严重,王岐山在当地整治了几个人,开批斗会,在文化大院里面示众,后来这些人都很乖。另外,一些知青多次和当地农民打架,有一次甚至要拔刀子,王岐山去了才将冲突制止。该村民告诉凤凰记者,他观察王岐山很久,第一个就是发现他很正直,再就是他身体很瘦,特别瘦,重体力活干不了,但是头脑很好,组织能力很强。比如,知青里面也有不少小流氓,还有打架的,但王岐山往那儿一站以后,他们就不敢打架了,“王岐山身上有一种‘官气’。”窑洞里的读书人习近平等不少知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在窑洞里看书。这些当年文化程度并不算太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正儿八经的文化人了。谈到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梁家河村民石玉兴曾表示,“有知识,爱读书”。习近平初到梁家河时,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有个社员率先挑了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后来才弄清,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当时,大部分村民是文盲,只知道习近平“看的书很深,砖头一样厚”。照明用的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经常会一直点到晚上12点。有时,村支书梁玉明跟习近平一起看书,边看书边抽烟。他说,习近平烟瘾很大,抽的是“羊群”牌,9分钱一盒,有时两人一晚上能抽两盒。不过,到1980年,梁玉明在福建又见到习近平时,习已经戒烟。比习近平小一岁的梁家河村民武辉,没事就跑到他的窑洞去,在那里武辉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一开始不敢跟他们借书,就跑到他窑洞里看,后来越来越熟,他们就说,你拿走,拿到家里去看”。武辉说,几个知青中,他跟习近平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梁家河村民巩政荣后来在家里还发现一本书,这本习近平赠给巩政荣哥哥的书上写着一首小诗:暴风雨中见雄鹰,暮色苍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试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还记得王岐山以石板为桌看数理化方面的书,他嗜书如命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参加工作。多年后,王岐山先后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爱书的人自然有了来往,作家路遥也是那个时段的知青。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曾无意中提到:“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知青开始离开延安。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升学648人,病退回京1188人,共调11955人。此后,每年都有数千北京知青回城,1736人进入交通、厂矿、财贸、文教等系统工作。到1976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还有918人。在《福建博士风采》丛书中,习近平回忆道:“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爱读书的习近平,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一下,因为他认为自己“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但他也知道这个过程肯定又要费尽周折。1971年,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关闭5年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长期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10位北京知青,口才上佳的王岐山被录用。1973年,王岐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西安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甚至读到一些禁书,比如威廉 夏伊勒所著、资料源于纳粹德国档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梁家河最后一位知青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梁家河村民武辉回忆,他和习近平一起去县里参加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份和背景就很关键。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大学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那一年,武辉上大学也泡汤了,回来后一直灰心丧气,两三个月才缓过来,“因为受他们(知青)的影响,很想出去的,想学习,到外面去看看。天空偶然看见飞机,高兴得不行。”1975年,习近平又一次迎来机遇,他回忆说,那年“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1975年秋,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有了这个证明,习近平上清华的梦终于有了可能。是否推荐习近平上清华大学,公社开了大会讨论,参加会议的社员全部举手同意。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一大早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他,足足送了十多里,习近平后来回忆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习近平带着两箱书,踏上返回北京的路途。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他和另外12个村民将习近平送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但是坐了一晚上,几个人一晚没有睡觉,一直聊到天亮”。第二天,你三毛我五毛,他们一共凑了5元钱,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 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这张照片现在在梁家河村委会和部分村民家都能见到。此后,12个村民从延川返回乡下,梁玉明和另外一人继续将习近平送到延安。“我带了一些土鸡蛋准备在路上吃,但到了延安已经臭了。”梁玉明说。习近平是当年15个知青里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插队梁家河的这15人,有的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病退撤回,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搞学术研究,有的在当地招工后来招干、后来又回到北京做生意的,也有人到了延川县城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习近平因为父辈的历史原因,一再失去当兵、返城等机会。一位当年知青告诉凤凰记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知青呆两三年就离开了,习近平呆了7年,实属无奈之举。据不完全统计,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2.8万人,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数字大体一致。知青们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据不完全统计,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也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值得一提的是,有统计显示,当年2.8万知青,此后一共出了省、部级干部8个,厅、局级干部二百多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还有陶正、史铁生等著名作家,以及一批企业家。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 、副书记雷增寿、县常委高惠民等常与知青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他们曾公开表示,“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有记载称,对于知青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他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写给梁家河的信“去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你们带领乡亲们积极抢险自救,全面启动灾后重建,稳步发展农业生产,村民收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得知以后感到欣慰。”2014年1月,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给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写信,详细汇报了村上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情况。当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梁家河村复信。知青岁月,结下了割舍不断的亲情。习近平与梁家河村一直有书信来往。村民们经常商议给习近平写信,最后一般以村委会名义与习近平通信。习近平则分别于2007、2008、2011、2014年四次给梁家河乡亲以及村领导写过信。200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给村民们回信称,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2008年4月28日,梁家河村干部代表村上群众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村上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在给梁家河乡亲们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梁家河村所取得的成绩。习近平还要求村上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宽裕。2011年,习近平在信件中表达了对梁家河村可喜变化的欣慰,希望梁家河村再接再厉。上述信件现存于梁家河村委会展览室内。除此之外,梁家河很多村民也曾给习近平写过信,同样会得到回复,甚至得到过习近平实实在在的帮助。1994年,习近平曾经住过其家窑洞的村民吕侯生写信,说自己的腿出了问题,习近平专门寄了500元路费,让他来福州看病,病情好转后回陕北,又给了2000元。后来吕侯生病情恶化,到太原截肢并安装假肢,习近平得知后,支付了全部医药费,并嘱咐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此外,村民梁耀才妻子生了重病,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块钱。习近平对梁家河的关心一直颇为细致,从未间断。离开梁家河时,村里不通电,习近平走了以后想办法帮村子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后来,又帮村里修了小学。1999年,又修了桥。这些有的是习近平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习近平跟当地领导沟通后得到解决的。如今的梁家河,许多土窑洞都变成了平房,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习近平2015年曾表示,自己虽已离开梁家河30年,但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时用一个拉车将他们拉进村里,市、县、乡里领导来了30多个,上面还给家庭困难的人家每家500元钱。村里准备了当地有名的西凤酒,但是习近平说,还是喝便宜的、罐装的“隋唐玉液”。临走,乡亲们准备了两袋小米、高粱,习近平带走了。2015年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对革命老区脱贫致富情况进行调研。“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村民们准备送习近平土特产,却被拒收了。梁玉明清楚,因为中央已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群众礼物。最后,习近平等三个人吃的饭钱一共给梁玉明家90元,并由梁玉明打了收条。时光飞逝,村里当年的小伙子都已变成了60多岁的老头。当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所照的合影照片中,有几位村民已经作古,至今健在的几位,习近平“仍然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小名”。习近平对68岁巩政富说,“你当年身体特棒,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一阵欢笑。习近平曾经把郑板桥的一首诗改动了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诗中说: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上山下乡的经历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曾如此感叹道。王岐山一样也和康坪村村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一年,一位村民给王岐山打电话,告知自己要去北京。前一天,王岐山就跟家人说要好好接待。该村民告诉凤凰记者,后来在王岐山家吃的螃蟹,“姚明珊(王岐山妻子)让我吃,实际我不懂怎么吃螃蟹,想着吃丑了丢人呢!我就说不喜欢吃海味。他(王岐山)就说不用勉强。很讲义气,不错的人。”2002年,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返回过康坪村一次。当时他的行程是从兰州飞延安,再从延安转郑州,中间有个空当。在延安一下飞机,王岐山就去了康坪村。王岐山曾经的秘书给康坪村村民打电话提前说了这事。“我们不知道怎么接待,想着不知道吃些什么。这个秘书说,吃咱们陕北饭就可以了。”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我初步打算是杀一只羊,但当时的羊太瘦了,只能吃荞面 。后来,乡长说食堂冰柜里面有半只羊,就拿回来做羊肉 ,吃了一顿。”这一次,王岐山和村民聊了三四个小时,回忆陕北的趣闻,回忆过去在康坪的往事,谈笑风生。在《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里,习近平题为《自述》的文章讲述了自己进入清华大学的曲折过程:“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身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尔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是到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82年转业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认为,“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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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猎杀唯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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